麻豆搞笑视频 6月25日,《1921》就要开启首轮为期3天的点映了。这部集合了内地一线年轻力量的影片,也将成为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到来之际的惊喜之一。从《建国大业》到《建党伟业》,观众们熟悉了在恢弘史诗中寻找熟悉演员面孔的模式。而从《建军大业》到《决胜时刻》再到《1921》,中国电影人又作出了全新的尝试——让中国的年轻人也喜欢通过电影来了解历史。
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当这一新的模式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关注这类题材。在6月25日点映开启之前,导演黄建新已经带着《1921》进行了几轮试映,让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评价是:“这部电影拍出了2021的《1921》。”
01.视野
5年前,黄建新接到了拍摄《1921》的邀请。那时,《建党伟业》已经上映5年。他想,如何在1911年武昌起义到1921年一大召开这《建党伟业》所讲述的10年历史中重新创作出新意?最初的设想,就是创作一定要和当今的观众、年轻人连接。这是决定拍摄《1921》时黄建新的判断。
《1921》最大的惊喜,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国际视野。“在共产国际的背景下,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就有了世界性。这些新的角度可能使这个故事发生变化。”黄建新分析,“因为共产国际的介入,有代表从日本、越南来到上海集结,产生了很多并行的故事,这样可以对电影的情节有一个变化。”
导演黄建新揭秘《1921》幕后创作 |
从筹备到拍摄,主创团队也在努力搜集这10年中发现的全新史料。这些资料在电影创作者的手中,也变成了进行创作、展开故事的辅助。黄建新记得日本合作方在当地的警视厅中找到了一份电报,记录了当时的日本所掌握的开会情况:1921年6月30日,共产国际代表要在上海开一次会。会议的代表来自长沙、武汉等地。这封电报成为了情节创作的支点。黄建新和编剧们一直在讨论,为什么日本会掌握当时开会的情况?为什么日本人会如此在意这件事情。于是在电影中,日本人的介入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支线,黄轩所饰演的李达被跟踪,代表们则化险为夷让“一大会议”顺利召开。一封小小的电报,为电影引入谍战元素提供了空间,也为当时波诡云谲的时代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细节。
“这样一批优秀的人,用28年改变了这个国家。他们是应运而生,动员了全国人民的力量完成了历史转变,这也是由于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案头工作,下定决心把这部电影拍好的源动力。”黄建新总结。
02.青春
开拍之前,黄建新和郑大圣聊得最多的,就是怎么能让演员们“生动”起来。1921年“一大会议”代表们,平均年龄仅有28岁。如果不算何叔衡与董必武两位略微年长的代表,平均年龄仅有23岁。
“这样一批年轻人只用了不到30年,改变了几千年国度的属性,这是多么大的力量。但是他们又是充满朝气的人,我们老说一种青年的朝气,一种向上的力量,它很容易抽象理解,实际上青年他就是这样的。”黄建新说。
于是在电影里,黄建新和郑大圣设计了这样一场戏:会议开了一天,代表们都累了。张颂文饰演的何叔衡睡不着觉,岁数大,点着灯在看书。但另外三个年轻的代表,趴着就睡着了: “这就是用生命自身成长阶段的年龄感,一定拥有的特点,让它自然化,让观众觉得特别的亲近,其实我们的青春表达常常就是这样。”
拍摄五四运动,导演也用了新的视角。制片人任宁找到了一份资料,提到北京女子师范的“四公子”——四个参加五四运动的女生。她们在当时也名震京城。黄建新决定,就找学生来演,而且只从大一、大二的学生中寻找。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黄建新在横店拍摄的时候有一次失误。为了拍摄学生在街头烧书,团队找来了群众演员,但摄影机并不敢正面逼近给这些群演们特写,因为不像学生。他说相信校园中的学生没有生存压力的考验,眼睛明亮,透着单纯。于是当陈美伊、陈仟钰、胡连馨和夏梦扮演的五四四公子站在队伍中走过来,摄影机推向她们的眼镜时,“那就是青春”。
03.人物
《1921》的策划案让编剧余曦眼前一亮,一个相对短的历史时期,用横切面展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编剧而言也是挑战。团队决定,在“一大会议”这个主线的基础上做成一个多线叙事的结构,通过日本故事线、北洋军阀故事线等等,让事件丰富起来,立体起来。
在搜集资料中余曦发现,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和苏联人尼克尔斯基也远比此前我们对其的认知更加丰富。马林是明面上的人物,受列宁的指派到上海观察中国的革命情况,促进中国共产党建立,是一个活动家。尼克尔斯基则是一条暗线,曾经参加过红军,打过白军,在远东局加入共产党,被派到上海来支持工作。两个角色一明一暗,既要躲开法租界的追捕,还要躲开欧洲各国势力的盯梢,让影片有了浓浓的谍战色彩。
为了展现当时时代风起云涌的各种爱国运动,片中有不少学生、工人的戏。俞灏明、刘畅等青年演员,也甘愿出演几场戏的小角色。电影中的一场工人戏,需要所有演员从早喊到晚地连拍两三天,所有人的嗓子都喊哑了。最终采用的欧豪同期录音就是哑着嗓子喊出来的台词。
04.细节
在制片人任宁的心中,历史人物身上也可以有很细节化、日常化、生活化的一面。比如黄轩和倪妮饰演的李达与王会悟,他们就是蜗居在上海的一堆新婚夫妇,但是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电影中有场戏是李达和共产国际代表会面以后在阳台上整理思绪,回想起当年烧日货的情形——当划火柴点燃那批日货的时候,突然发现手中的火柴也是日本制造的。这样一个细节,交代了李达复杂的心情。于是在细节的表达之下,李达落泪了,王会悟也落泪了。
这样的细节设置在影片中比比皆是。王仁君记得和导演见面时被问到:“你跑步的姿势怎么样?”原因就在于,电影中设置了一场毛泽东奔跑的戏。导演想通过他与李达的会面后,开始慢慢地跑,一直跑过南京路,跑到外滩去接近这位伟人青年是大的内心和情感。于是一场拍了几天的奔跑戏,勾连起了毛泽东的成长,也让这段很长的戏,成为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电影化段落。“他那个段落会产生超越表达之外的联想,这是电影的魅力。我们老说电影是结构魅力,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下功夫的地方。”
而在拍到毛泽东看到法国公董局庆祝法国国庆的段落时,《1921》还设计了一场与之呼应的戏:周恩来等人在法国的街头呼唤法国人民支持中国。这场戏因为疫情,没能在巴黎实地拍摄。最终是团队在外滩找到了一座法式建筑,协调了多个单位,成功取景,用CG制作了埃菲尔铁塔等远景,完成了这场本应在法国拍的戏。郑大圣记得主创们在前期阅读了大量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日记:“这里面不但描述了那几天他们做了什么,更有趣的是,他们当时有许多关于彼此的描写,就会有很多有趣的、灵动的、活生生的当场的印象,这些都帮我们回到百年前的历史现场。”
从还原百年前的开天辟地,到用艺术的手法将这一历史风云呈现在大银幕上,黄建新、郑大圣和其团队所尝试的,依旧是电影的可能性。黄建新说,《1921》在拍摄方法上,仍然做着积极的探索。每当接到一个新任务,常常觉得是站在大雾之中,他想寻找那盏灯在哪里。通过和大家一起摸索,终于找到了那盏灯:“我就跟大家一起跑,一直朝着那盏灯跑,今后我还是这样,跑得动的情况下继续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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