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标题：三星堆新坑发掘全记录
四川省广汉市鸭子河南岸，一圈高墙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区包围得严严实实。墙外有众多保卫值守，拒绝外人和陌生车辆的靠近。墙内，连日来文物的发掘和提取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并被置于聚光灯下。
对墙内上百名工作人员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考古界的盛筵。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行动由四川省文物局主导，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具体实施，全国有34家科研院所和高校参与，其目标是三星堆新近被发现的6个祭祀坑。
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长、1号和2号祭祀坑的发现者之一陈德安提到，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在此背景下，三星堆新坑发掘工作意义非同寻常。
这是一场耗时良久的发掘行动。据受访者透露，三星堆新坑将在今年年底前结束野外发掘和提取工作，后续实验室检测、出土器物的修复和整理等工作，则还需要三到五年时间才能完成。
最大规模考古发掘行动
对有经验的考古人而言，仅凭肉眼便可辨别土壤的质地和颜色，进而判定埋藏坑的存在和范围。“我们根据土壤情况找出了3号坑，但一开始并不敢断定它里头有器物。”陈德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道。
在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曾经塞满宝物的1、2号祭祀坑经回填后，搭建了供游人参观的栈道。2019年12月2日，工作人员在栈道墙角用探钩进行勘探，于地下一米处触碰到了器物。他们不敢妄动，第一时间请来了陈德安。“是个尊，大口尊。”唯一的蛛丝马迹被盖在栈道之下，陈德安只能用手触摸，但熟稔于三星堆青铜器器型和质地的他还是果断给出了判断。此后，栈道等构筑物被迅速拆除，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顺藤摸瓜，耗时半年找出了三星堆6个新坑。
这时候，距离发掘1、2号坑已过去35年。35年来，新坑发掘因何陷入停滞？对此疑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1号和2号坑的另一名发掘者陈显丹告诉记者，事实上三星堆遗址从未停止过发掘，只是发掘对象并非祭祀坑，而是遗址内城墙、宫殿等其他功能区。“我国文物法规定的原则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技术再好也不允许主动发掘。确要发掘，必须是出于科研项目，并报批国家文物局同意。”
直到2019年4月，四川省委宣传部组织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将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列为重点，新坑的发掘才迎来契机。这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将聚落考古、社会考古作为今后几年内三星堆遗址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直接推动了发掘工作的展开。
根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执行领队冉宏林的解释，聚落考古指的是了解三星堆遗址范围内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遗存，以及遗存之间存在的各种关联；社会考古则指通过遗存去了解居住在三星堆人群的身份等级、族群构成状况等。在这些研究方向的指引下，冉宏林向记者表示，前述计划实施之初便带着寻找3号坑的目的，因此发现新坑并非偶然。
这是一场延续了几代考古人心愿的接力赛，不少人奉其为终身事业。冉宏林老家在重庆，到三星堆工作是他读书时候的梦想，2013年7月北大研究生毕业后，他如愿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为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的一员。
2019年8月，在前述计划启动的同时，冉宏林开展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口述史的采集工作。“这是个摸清三星堆遗址家底的过程。只有清楚以前做过什么、怎么做的、为何而做，才可能在今后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冉宏林当时的考虑是，不少老考古人已经高龄，再不开展可能会留下永久的遗憾。他首个拜访的是年逾九十的敖天照老先生。熬天照住房条件之差和他对三星堆热情的反差触动了冉宏林。去年12月19日，敖天照在新坑发掘前夕离世。
从2019年10月22日至2020年8月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在1、2号祭祀坑周边开展了系统、全面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摸清周边祭祀区域的范围，以及各类遗存的年代序列和空间格局。期间，6个新坑陆续被找出，它们位于1、2号坑的30米距离内，规模3.5平方米~20平方米，形状均是长方形，并呈一致朝向。
这番大范围的勘探，在为更重大的发现做着铺垫。冉宏林向记者介绍，新一轮三星堆祭祀区发掘工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是前述对8个祭祀坑所在区域的整体考古发掘。相比于1986年抢救性发掘过程中祭祀坑和周边区域关系明显割裂的情况，他认为第一阶段对8个坑进行统筹勘察，尽管尚未发掘祭祀坑本身，却是此次系统发掘工作最重要的一步。“如果没有对祭祀坑所在区域建立全面认识，直接一猛子扎进祭祀坑，那就真的是在‘挖坑’啦”。
根据受访者介绍，发现6个新坑之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给国家文物局，并制定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第二期发掘保护报告。国家文物局批复后，2020年10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推进到第二阶段。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邀请下，来自国内34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逾百名考古人云集四川广汉，共同探寻古蜀王国的秘密。
“不仅是国内，可能也是国际上最大规模、调动资源范围最大的考古发掘行动。我们国家所有的考古、文物保护、科研力量都参与了，重要单位几乎无一缺席，可以代表国家水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向记者表示。据其介绍，考古经费由国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局支持，提供了3200多万元的发掘直接经费，同时为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拨付了3000多万元。
“34家单位分为几个层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充当组织者角色，北大、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川大、上海大学等属于合作关系，另外有些单位则是协作关系或提供配套服务。”唐飞说，现场的工作很复杂，涉及考古、现场清理保护、检测、做文字和图像记录等。“我们大致以7个人为一组，每组包含7个工种。”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1号和2号坑的发掘者之一陈显丹表示，以前文物发掘多是各个省自己做，现在组建了多兵种、多学科融合的考古团队，对文物进行信息提取、数据采集和后续研究，在考古史上具有“断代”的意义。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执行领队冉宏林则向记者强调，考古团队虽然涉及单位、人数众多，但队伍年龄结构非常年轻化：“清一色的90后，带来了朝气蓬勃的气象。”
从“接生婆”到“妇产科”
实地探访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所在地，首先看到的是一座考古大棚，大棚内建有多个考古发掘舱，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各自置身舱中。进大棚后通往发掘舱的地面铺着绒布，考古人员需更换防护服，全副武装方能入内。
虽然新坑位置与三十多年前发现的1、2号坑距离不远，但工作场景已有显著变化。接受记者采访时，陈德安将文物的出土比喻为婴儿出生：“我们那时候发掘就像农村接生婆，现在则是住进妇产科医院了，各方面的防护措施很不一样了。”
上世纪80年代发掘1、2号坑时，没有大棚和方舱，只有篱笆和草棚。陈德安清楚记得，彼时正值夏天，白天水分容易蒸发，他们只能在晚上回潮时挖掘。“文物一旦发掘出来，环境改变了，如果没有防护措施，很容易在氧化的过程中受伤，而现在恒温恒湿的方舱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此外，让工作人员穿防护服进去，可以避免带进微生物，从而保证取样标本的纯洁。”陈德安称。
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3号坑发掘负责人徐斐宏曾参与过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洛阳龙门石窟唐代香山寺遗址、青海都兰吐蕃贵族墓等多个重大考古发现的发掘工作。“这边工地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高科技！”除方舱外，四川考古院还为发掘工作配备了集成发掘平台。据徐斐宏介绍，这个发掘平台包含几大板块：一是工作平台，可以像吊篮一样将人放进坑内悬空作业；二是起重机，足以应付各类器物的提取工作；三是拍摄云台，可盛放摄像机和照相机；四是高光谱扫描仪，帮助捕捉肉眼看不到的文物光谱。
徐斐宏所在的3号坑面积不足15平方米，尽管发掘远未结束，却已经发现109件青铜器、127根象牙和8件玉石器，是目前6个新坑中埋藏器物最丰富的祭祀坑。与35年前的2号坑情况类似，3号坑中象牙被堆放在了最上层。100多根象牙铺满坑面，如何理清其与其他文物的叠压关系并清理干净，是考古人员的主要挑战。“象牙不是说整整齐齐帮你排好，而是交错分布的。”徐斐宏向记者举例称，3号坑中有一个大型青铜面具，截面为U形，唯有两只耳朵暴露在外，它和象牙存在至少6层的互相叠压关系。
“我们必须得有一个合理的规划，不断调整发掘方案，来保证最后能把所有器物有机地取出来。如果方法不对、顺序不对，可能就过不去了。”徐斐宏说。按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此前统一编制的方案，3号坑最初进行填土发掘时，采用按水平层交替发掘小方格的方法。
方格内填土完成一定深度发掘后，需拍照、记录、测绘，然后开始刮面。刮完面搞清遗迹现象，才能进行下一步。4号坑是此次考古第一个发掘的坑。考古人员在4号坑历时一周才挖下10厘米深，花了两个月时间清理填土，此后又耗时一个月才找到器物。今年1月16日，他们清理出一段圆弧形物体，肉眼看是泥土，经检测才知是象牙。
根据徐斐宏的介绍，3号坑的发掘方法则经历了小网格变大网格、到最终无网格的调整。他们于今年1月9日动土，1月30日发掘深度接近75厘米，大件器物开始暴露出来。第一次调整时，他们将3号坑划分成六大网格，按照大网格交错发掘。“接近器物层的时候，因为器物分布高低不均，有些网格的点正好落在器物上面，再死板地沿用固定网格就会出问题。”3月初，他们开了一次专家论证会，决定调整为“退着清”的发掘思路。“那时候整个坑的南部有一个大的青铜面具，被很多象牙叠压，我们就以此为原点，往南、往北清理，我们叫‘退着逐步清理’。”
随着文物不断露出，象牙铺满坑道，考古队员最终无处落脚，这时候前述可升降的工作台派上了用场。3号坑的考古人员需要趴在工作台上，用毛刷和比筷子还细的竹刀，一点点清理文物上的泥土。3月16日，经过几个月的考古发掘，3号坑器物层首次完整露出原貌，开始进行三维扫描建模。数量丰富的青铜器与象牙层层叠叠，现场考古工作人员大为震撼。“虽然我是一步一步看着它们露出真容，但第一次完整展示，依然觉得非常震撼。”徐斐宏说。
与1986年1、2号坑的抢救性发掘不同，这次对6个新坑的发掘做好了充分准备。据徐斐宏介绍，过去发掘完成后，需将文物和环境样品送入实验室，交由给文物保护人员进行后续的研究、分析和保护工作，耗时良久，现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现场配套了具备应急保护、科技考古功能的实验室，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挖掘出来的信息。“此次考古发掘运用了很多新的技术和设备，把原先的田野考古发掘变为了实验室考古发掘，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说。
参与此次发掘的四川大学专门组建了科技考古团队，包括冶金、植物、环境、动物、文物保护等研究方向的专家，为现场发掘提供实时支持。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师李玉牛告诉记者，自去年12月进场以来，平时工作“早八晚六，七天不休”，省院每周会组织两三次例会，集合各家单位对发掘工作进行总结、规划和调整。
有了各方面技术的支持，徐斐宏表示“现场一把土都不会浪费，都会拿来做研究材料”。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在接受中国新闻社采访时举例称，含有丝绸的样品倘若按照以往手段，仅靠肉眼完全辨别不了，可能就把填土给扔掉了。“这次我们发觉所有六个坑的填土，除了表层土和已经被污染的坑口土，其余的所有填土，我们全部打包采样回去，等待着以后各个学科需要的人来对这些填土进行研究。”
自今年挖掘到器物层以来，三星堆带给考古人员的惊喜不断。“一会儿蹦一件一会儿蹦一件的，还让不让人安心写博士论文了？”冉宏林在朋友圈中戏侃。截至目前，3、4、5、6号坑已发掘至器物层，7、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象牙提取难题
提取文物是件技术活儿。陈德安向记者提到，坑内文物纵横交错，彼此叠压，如何避免提取过程中对周边文物造成破坏，是比较棘手的难题。“就像接生一样，不能顾此失彼，接出小孩，伤到大人”。
在3号坑，首先被提取的是一尊重达200多公斤的铜尊。据了解，这件铜尊是此次考古发现的最大一件铜尊。“孤零零的，只有它压别人，没有人压它，所以只有把它取出来了，才能接着干别的活儿。”徐斐宏说。他向记者介绍，青铜器保护从清理、拼接断片、矫正、修复，到最后的考古记录，已有一套成熟体系。
提取这尊青铜器之前，考古人员已对其用石膏进行浇筑。冉宏林表示，如何让如此重型的铜尊安全提取到地面，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与挑战。他们首次将3D打印技术应用在铜器提取中——扫描铜器，获取同比例模型，再利用该模型生成一个薄的硅胶体覆盖在铜尊表面，以期提取时对铜尊形成保护。“16日扫描，定制隔离层，18日、19日再次进行细致的清理，20日做了一个用来固定的木质套箱。”徐斐宏告诉记者，3月21日考古队员对其提取成功，前后耗时6天。
“这么大一个东西，又是在直播的环境下，总有些担心，万一出点问题，场面很难收拾。”徐斐宏说。包括他在内的多名受访者认为，相比已经成熟的青铜器提取技术，接下来对象牙的提取，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难题。
在三星堆6个祭祀坑中，3、4、5、8号坑均发掘出象牙或象牙制品。徐斐宏说，目前3号坑已暴露出来的象牙量有127根。
既有报道提到，中国目前只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经考古发掘出如此集中的象牙。金沙遗址出土的肩扛象牙纹玉璋，刻画了两组头戴高冠、方耳方颐、身着长袍、肩扛象牙的人像，该图案与三星堆“祭山图”玉边璋上的图案类似，展示了古蜀人用象牙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景。
数量众多的象牙从何而来，目前仍然是个谜题。对于现场的考古专家来说，眼下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些象牙从坑里成功转移出来。“考古工地见象牙比较少，经验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东西是比较难伺候的。”徐斐宏提到，在地下埋藏千年的象牙含有大量水分，一旦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失水开裂。“它表面有一层薄壳，质地非常酥脆，就像雪糕外面的那层巧克力，一不小心就会戳破。”
为此，提取象牙时需对其进行加固。“我和做文保的老师沟通过，他说这就像医生治病一样，加固相当于开药方。问题在于，它酥脆的病因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徐斐宏强调，量身定做象牙加固材料需要较长的周期，而在国际上这也是个尚未解决的难题。
央视3月21日现场直播显示，考古队员对4号坑的一根重达100多斤、长达1.2米以上的完整象牙进行了提取。该象牙被石膏包裹着，由两人从坑内抬出。“弄回去之后还要在实验室里进一步采取保护的措施，把原来的水分置换出来，注进新的保护液体，让它保持一定的湿度，不能让它散架。”一位作人员受访时表示。
为了减少象牙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考古队员对坑内的象牙覆盖了保鲜膜、湿毛巾和塑料布。“通过这三重保护，尽可能保证象牙湿度。”徐斐宏说，他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缩短在现场的发掘时间，为后续提取争取时间。
什么时候能够完成3号坑120多根象牙的提取？徐斐宏心中尚无答案。“会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举个例子，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保力量是比较强的，他们之前在金沙遗址提取过象牙，十几根象牙保存情况比3号坑象牙情况还要好，然而提取第一根就花了一周时间”。
冉宏林告诉记者，接下来专家们将对文物提取问题进行专题研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则向记者透露，新闻发布会以来，慢慢地进行了一些文物的提取，接下来将暂缓提取，着重精细化的清理或现场研究。
古蜀文明的6个“盲盒”
自3月20日四川对外公布三星堆新坑发掘进展以来，新出土文物的照片在网上广泛传阅，三星堆6个新坑迎来前所未有的关注。“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6个古蜀文明的盲盒，可以说非常期待了。”有网友留言道。
与大多数考古不同，从上世纪80年代出土大量青铜面具和奇异雕像的那一刻起，三星堆就以神秘的姿态迅速进入大众视野。而这一轮6个新坑的发掘，不断涌现在1、2号坑未曾出现的新奇器物，再次将古蜀文明的声浪推向高潮。
“当我们看惯了中原的那一套坛坛罐罐，我们看三星堆就觉得它奇怪，它使我们感到震惊，觉得前所未见。它把人、神和人神之间都给铸出来了，它都是以图像的方式向我们展现出来当时三星堆人的社会生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说道。
眼下正在逐一打开的6个“盲盒”各具特色。除了尚在发掘填土层阶段的7、8号坑，已发掘至器物层的3、4、5、6号坑均已带来非同寻常的惊喜。
在6个祭祀坑内，3号坑目前是器物最为丰富的一座。徐斐宏告诉记者，因为3号坑的形制、大小、方向与2号坑非常相似，他和团队早前还担心器物雷同，未料3号坑给他们带来不少惊喜。这其中，除了前述120多根象牙，一座手臂修长、两脚赤足卷曲的顶尊铜人像最为显眼。这个青铜尊与众不同的地方，它的肩部有一些龙形的装饰，青铜尊的底部有一块往下收拢的铜板。再往下，铜板下方有人的耳朵，恰恰是与铜人的手相连，这才确认铜尊与铜人是一件器物，于是一整件器物被发掘出来——原来这是一件“铜人顶尊”。徐斐宏描述称。经过初步测量，这尊铜人像的通高达到了1.15米。
“以人来作为青铜器的表现主体，不是中原青铜文明的传统，而是三星堆的强项。”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说。他表示，目前顶尊和铜人的关系尚未完全确定，如果确定，这将是前所未见的“国宝级文物”。
另外一项值得关注的文物是出土于4号坑的丝绸——确切地说，是在4号坑的黑色灰烬中提取到的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专家表示，它在此前的三星堆考古中从未出现，足以说明古蜀是中国古代丝绸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协助下，目前丝绸的功能、材质分析及后续保存正在进行中。
“祭祀坑出土的东西，很多都具有唯一性。这事确实充分展示了古蜀人的聪明才智、国家的富庶强大，以及他们独特的审美观和宗教意识。”雷雨说。此次发掘中，首个被提取的半张金面具便前所未见。这半张面具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含金量为85%左右，银含量在13%到14%。“根据目前所发现半张面具推测，这件黄金面具完整的重量应该超过500克。”雷雨说，如果能发现完整的黄金面具，那这不仅将是国内所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黄金面具，还将是国内所发现的同时期最重的金器。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星堆工作组李玉牛，见证了黄金面具被发现的全过程。他告诉记者，1月5日清理到距坑口50厘米的位置时，坑内中部偏西南的位置露出了一小块金器。因为在此之前就已经出土了不少金圆片，他们并未在意，继续按照流程逐层清理。此后几天，金器的范围逐渐扩大，他们才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一件普通金器。
“当时我们与上海大学的两位老师以及雷雨、冉宏林两位站长在现场做了一些初步推测，认为金面具、金杖，甚至是四叉形器都有可能。”到1月上旬，金箔的整体已完全揭露出来，由于被折叠和挤压，这看上去只是一块褶皱的金箔，然而拥有丰富经验的在场专家立即推断出它是一件黄金面具。2月2日，这张金面具被成功取出。方形面部、镂空大眼、三角鼻梁还有宽大的耳朵，这样的风格与此前三星堆所出土的黄金面罩和金沙大金面具风格十分相似，它也为三星堆与金沙之间的递承关系提供了依据。“此前在三星堆遗址中就发现了金面罩、金杖、金箔饰、金料块及金箔残片等多种金器，不仅种类丰富，量多体大，作为权力之象征而运用于祭典隆仪，都体现了古蜀人的金器崇拜。”雷雨说，此次发现的这件黄金面具，为古蜀文明中对于金器的崇拜，又增添了一大实证。
“无论是格外厚重的金面具残片，还是在此前三星堆考古中从未出现的丝绸残留物；无论是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人体造型铜器，还是刻有精美云雷纹的象牙制品……打开文物‘盲盒’所看到的物品，无不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央视评论如是写道。
“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新坑的期待
这些已出土的器物，将本就扑朔迷离的考古难题包裹得更加神秘。2016年三星堆祭祀坑发现30周年之际，中外一百多位三星堆研究专家齐聚研讨会，众多未解之谜再一次被提起，也再一次止步于争议。而今三星堆新坑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随时发布资料、分享挖掘进展，将三星堆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1986年发掘1、2号坑时的技术、经济条件，跟现在有很大差距。那时候很多现象没有弄清楚，信息是不完整的，尤其许多有机质文物没有提出去，导致很多信息从挖掘者手中溜掉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对记者说，由于此前的诸多研究成果和推测都是基于1、2号这两个坑的考古发掘，因此存在偏差。随着新坑文物的陆续出土，很多曾经的未解之谜将进入新一轮的讨论；在全国考古力量的合作和高科技的加持下，过去的一些疑问有望得到解答。
围绕三星堆遗址，有多个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连基本的年代都定不了，就没法进行历史研究。”孙华寄希望于这次考古能够解决断代的问题。“它的任务很重大：一是把新发现的东西，完整、全面、更加仔细地揭露出来；二是通过材料，弥补过去认识的缺失，让大家在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
随着6个新坑的发现，无论是6个新坑的土壤特征、位置分布，还是已发掘器物显示的信息，都为此前学界围绕三星堆的争议，尤其是器物坑的年代和性质，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这次发掘保守来说，对于这些坑的性质和年代上的判定，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当年的很多解释是基于两个坑，现在一下冒出来6个，对以往的观点形成很大的挑战。”雷雨说。
据孙华介绍，不同于过去三星堆1、2号坑的碳14年代测定，这次三星堆考古在采样方面，标本数量更多，标本选择也更恰当；在标本测量方面，采用了精确度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可以将测年误差控制在正负25年之内。冉宏林则进一步向记者表示，关于三星堆器物坑年代的认定争议有望画上句号。此外，他还透露本次发掘专门对祭祀坑如何形成的问题进行了发掘方法上的设计，有助于解答它们是如何从无到有填埋起来的。
目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其中K4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左右。这就印证了三星堆新发现的4号坑碳14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
至于三星堆几个器物坑的性质，采访发现从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到亡国宝器掩埋坑，学界依然众说纷纭。“‘祭祀坑’是个万能的说法，可以解释一切不是墓地、不是教堂的祭祀，但或许还有其他可能性呢？”孙华倾向于认为这些坑不是普通祭祀的埋藏，而是某一特殊事件的埋藏。
陈显丹则向记者表示，这次发掘并未改变他关于“祭祀坑”认定的观点：“为什么我依然认为它们是祭祀坑，或者叫做祭祀的埋藏坑？第一，这些不管是金器、铜器、象牙，都是很珍贵的器物，祭祖、祭神或遇到其他重大的事情才能用；第二，火烧这些珍贵器物的目的是什么？这种方式就是以器达之于天，我们叫做燎祭；第三，所有坑的方向、形式一致，而且是举行过一定的仪式，有顺序地把东西埋下去，先把小件的扔下去，然后是青铜器，最上面盖象牙，2、3、4号坑都是如此。”
三星堆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们不断解谜，也不断迎来新的谜题。“这6个坑可能解决一些老的问题，比如说是否是同一年代、同个批次的问题。但是更多新的问题被带出来，比如说那些器物，在没有出土之前，我们想象不到会有这么奇特的造型，而这又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遐想。”陈显丹说。包括他在内的众多受访者提到同一个期待：在未来新坑的发掘过程中能看到巴蜀文字的出现。
考古队并未止步于对器物的研究，而希望透过新坑和器物，还原出更重要的属于这座古城的样貌。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聚落考古、社会考古作为今后几年内三星堆遗址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对此，冉宏林认为眼下的发掘工作能够服务于这些方向。“就聚落考古而言，这次新发现6个坑之后，基本可以明确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区域所在，以及祭祀区和这个遗址其他功能区在时空上的关联。此外，因为这种祭祀遗存可以体现当时的祭祀行为或者祭祀仪式，进而去研究举行祭祀仪式的这些人群的身份等级、社会属性，对社会考古研究同样会有很大的促进。”
雷雨表示，按照“考古中国”项目的计划，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拗探发掘，以期系统、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体系。“文物保护、后续研究的万里长征才刚起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主任谢振斌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