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亲自送票100张,这些“抗癌”电影该被看到麻豆dv

更新:2021-08-02 04:46来源:最新影片资讯报道浏览次数:


1905电影网讯 “考试结果比我预想的还糟糕。”

 

《小伟》的导演黄梓在微博上这样总结自己的大银幕处女作的票房成绩:上映6天,刚过60万,排片仅剩0.2%。从这一维度看,《小伟》的确“考砸”了。

 


然而,与票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影片不降反升的口碑,上映后好评不断,豆瓣评分也上涨到7.8分。

 

有评论写道:“没有明星,他却拍出了最真实的中国家庭抗癌日常。”“看到排片量那么少,比看电影里略微有些沉重的故事都难过。”



巧合的是,在近一个月里,已有多部“抗癌”题材的电影公映:从元旦档“票冠”《送你一朵小红花》到展现抗癌家庭日常的《小伟》,再到以癌症引发“换脑”奇观的《缉魂》。此前还有曾经拿下31亿票房的《我不是药神》以及代表中国内地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滚蛋吧!肿瘤君》。

 

这些“抗癌”题材电影有何共性,又如何在艺术和商业间找到平衡?

 

个体、家庭、社会

“抗癌”电影的一唱三叹

 

2019年1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最新一期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恶性肿瘤死亡占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平均每天有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

 

无论是了解、讨论还是亲身经历,这种与“死神”最近的疾病都无可回避地影响着越来越多个体和家庭的命运,也自然成为现实题材电影创作的沃土。


 

早在2015年的《滚蛋吧!肿瘤君》中,导演韩延就透过主人公熊顿的“抗癌日记”,探讨着个体面对疾病与死亡的态度,也借乐观豁达的熊顿之口,输出了无数“正能量”语录:

 

“人不能因为早晚有一天会死就不想活了。死,只是一个结果,怎么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影片结尾,熊顿最后的独白,令无数人动容:“要记住爱和被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要永远坚持。”



作为韩延“生命三部曲”的第二部,《送你一朵小红花》也围绕“前患癌”少年的成长展开。


在最好的年纪遇上最糟糕的事,韦一航在“病友”的帮助下,告别颓丧叛逆,重拾生活勇气,与自己和家人和解的过程,更深刻地诠释了“成长”的意涵。


 

《再见吧!少年》对主题的呈现更加简单直接。少年王新阳在与白血病的抗争中,仍保持乐观,坚持音乐创作的故事,无时无刻不再紧扣着那句贯穿影片的泰戈尔诗句“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疾病赋予了老生常谈的“成长励志”主题以别样的底色:在生死线挣扎的病人尚且在抓紧每分每秒怒放生命,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呢?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之下,癌症早已不仅是个体的病痛,也是一个家庭的背负。

 

当家人确诊癌症,是否告诉病人实情,成为许多中国抗癌家庭面对的第一道难题。《别告诉她》正围绕这一话题展开。

 

对于这个两难抉择,影片到最后也无法给出最优解:也许乐观的心态和家人的陪伴是比“真相”更有益的特效药。



在《小伟》中,导演黄梓更直接用“慕伶”(妻子)、“一鸣”(儿子)、“伟明”(患癌的丈夫)三个篇章,探讨癌症对一家三口生活状态与情感联结的改变。

 

任劳任怨却不被理解的妻子,青春叛逆不懂表达的儿子与有些大男子主义的丈夫,一场大病的到来为原本疏离的家庭关系强制按下“黏合键”,或被迫或主动,亲人间开始了对话与和解。


 

《小伟》一家“彼此关爱却难以靠近”亲密又疏离的复杂情愫,也是无数中国式家庭的写照。


就像导演黄梓的解读:“它讲一个癌症家庭如何练习失去,讲的是我的故事,也是很多人的故事。”

 

  

《送你一朵小红花》里呈现的,是中国式“抗癌家庭”的另一种真实。

 

因为高昂的治疗费用,妈妈为了五块停车费斤斤计较,爸爸不顾胃病兼职司机,奶奶不惜卖房为孙子治病,所有人都隐忍,牺牲着自己,整个家庭都围绕着“病人”旋转,这样的亲情深厚却也沉重。

 

导演韩延曾这样总结:抗癌家庭所有的情绪都会放大20%-30%,乐观就像打了鸡血,悲伤也会藏得更深,所以一旦爆发也会更加猛烈。

 

  

《小红花》中,除了两个家庭的微观视角,通过对“病友们”的群像描摹,韩延也在尝试从更大的维度去探讨“癌症”对某一社会群体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我不是药神》显然走得更远。通过对抗癌群像的现实刻画,我们既看到了草根小人物质朴却坚韧的人性闪光。抗癌药背后的种种社会议题更引起了广泛的探讨和思考。


 

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忌谈“死亡”,但在影像叙事中,在“生死攸关”的戏剧冲突和极致境遇下,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喜与悲都得以被放大和细看,从而迸发出喷薄的情感力量,这正是这一题材的魅力。


再加之以上提到的几部影片几乎都有真实人物和事件做“背书”,在现实题材风靡的当下,更具有强烈的人性关怀和现实关照。


冰与火

“抗癌”电影票房的两重境遇

 

自元旦档上映以来,《送你一朵小红花》票房已悄然突破13亿,入围影史华语片票房前40名;两年前的《我不是药神》更是拿下了31亿票房,跻身年度票房前三甲。


 

然而,另一边,同样聚焦抗癌家庭故事的《小伟》票房仅有区区62万;荣梓杉主演的《再见吧!少年》纵使挤入国庆档也仅有386万入账。

 

面对票房冷遇,《小伟》导演黄梓选择在微博送出100张电影票,自掏腰包只为“让大家迈向影院的路更近一些。” 



聚焦家庭与情感关系,以温暖、治愈或励志为主题的“抗癌”题材电影天生并不具有很强的商业类型片属性。《我不是药神》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成功都有一定的“不可复制性”。

 

《我不是药神》以抗癌群体为切口,指向的是法理、利益与生命等具有“普世性”的议题,影片中的故事大多取材自真实事件,更让其充满了现实关照,也成功引发了跨圈层的广泛共振。

 

同时,影片杂糅了很多类型片元素,如喜剧、犯罪等,在商业与艺术,戏剧与现实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在徐峥、宁浩等明星效应、过硬的口碑品质以及社会议题发酵的多重加持下,《我不是药神》才得以成为年度爆款。

 


《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成功路径也有相似之处。正如韩延自己对创作思路的总结:“先让观众共情,再让他们思考。”

 

《小红花》正是凭借饱满的生活细节和细腻真实的情感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再加之易烊千玺的“流量”效应和较高的影片完成度,借着元旦档的东风,成功实现了突围。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在分析《小红花》票房成功的原因时,称其为“大众化的文艺片”,并将此类“文艺片”的破圈要素归结为以下几点:题材极致、艺术表达准确、视听语言现代、与观众有情感共鸣点、有限而必要的商业元素的配置以及对市场规律的有节制的“妥协”。


 

诚然,《小伟》《再见吧!少年》等影片在阵容、成本、体量和宣发投入上与《我不是药神》《送你一朵小红花》等并不在同一量级,仅以票房论英雄难免有失公允。

 

从口碑来看,以上提到的“抗癌”题材影片评分均超过7分。虽然风格不同、故事有别,但可喜的是,这些影片都没有落入以“绝症”或“生离死别”煽情的烂俗套落,而是能扎根现实,以真实动人,以真情感人。

 

从这一角度,它们便都值得一朵属于自己的“小红花”。


文/阿K
标签: 抗癌电影小伟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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