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电影网讯 “考试结果比我预想的还糟糕。”
《小伟》的导演黄梓在微博上这样总结自己的大银幕处女作的票房成绩：上映6天，刚过60万，排片仅剩0.2%。从这一维度看，《小伟》的确“考砸”了。
然而，与票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影片不降反升的口碑，上映后好评不断，豆瓣评分也上涨到7.8分。
有评论写道：“没有明星，他却拍出了最真实的中国家庭抗癌日常。”“看到排片量那么少，比看电影里略微有些沉重的故事都难过。”
巧合的是，在近一个月里，已有多部“抗癌”题材的电影公映：从元旦档“票冠”《送你一朵小红花》到展现抗癌家庭日常的《小伟》，再到以癌症引发“换脑”奇观的《缉魂》。此前还有曾经拿下31亿票房的《我不是药神》以及代表中国内地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滚蛋吧！肿瘤君》。
这些“抗癌”题材电影有何共性，又如何在艺术和商业间找到平衡？
个体、家庭、社会
“抗癌”电影的一唱三叹
2019年1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最新一期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恶性肿瘤死亡占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平均每天有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
无论是了解、讨论还是亲身经历，这种与“死神”最近的疾病都无可回避地影响着越来越多个体和家庭的命运，也自然成为现实题材电影创作的沃土。
早在2015年的《滚蛋吧！肿瘤君》中，导演韩延就透过主人公熊顿的“抗癌日记”，探讨着个体面对疾病与死亡的态度，也借乐观豁达的熊顿之口，输出了无数“正能量”语录：
“人不能因为早晚有一天会死就不想活了。死，只是一个结果，怎么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影片结尾，熊顿最后的独白，令无数人动容：“要记住爱和被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要永远坚持。”
作为韩延“生命三部曲”的第二部，《送你一朵小红花》也围绕“前患癌”少年的成长展开。
在最好的年纪遇上最糟糕的事，韦一航在“病友”的帮助下，告别颓丧叛逆，重拾生活勇气，与自己和家人和解的过程，更深刻地诠释了“成长”的意涵。
《再见吧！少年》对主题的呈现更加简单直接。少年王新阳在与白血病的抗争中，仍保持乐观，坚持音乐创作的故事，无时无刻不再紧扣着那句贯穿影片的泰戈尔诗句“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疾病赋予了老生常谈的“成长励志”主题以别样的底色：在生死线挣扎的病人尚且在抓紧每分每秒怒放生命，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呢？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之下，癌症早已不仅是个体的病痛，也是一个家庭的背负。
当家人确诊癌症，是否告诉病人实情，成为许多中国抗癌家庭面对的第一道难题。《别告诉她》正围绕这一话题展开。
对于这个两难抉择，影片到最后也无法给出最优解：也许乐观的心态和家人的陪伴是比“真相”更有益的特效药。
在《小伟》中，导演黄梓更直接用“慕伶”（妻子）、“一鸣”（儿子）、“伟明”（患癌的丈夫）三个篇章，探讨癌症对一家三口生活状态与情感联结的改变。
任劳任怨却不被理解的妻子，青春叛逆不懂表达的儿子与有些大男子主义的丈夫，一场大病的到来为原本疏离的家庭关系强制按下“黏合键”，或被迫或主动，亲人间开始了对话与和解。
《小伟》一家“彼此关爱却难以靠近”亲密又疏离的复杂情愫，也是无数中国式家庭的写照。
就像导演黄梓的解读：“它讲一个癌症家庭如何练习失去，讲的是我的故事，也是很多人的故事。”
《送你一朵小红花》里呈现的，是中国式“抗癌家庭”的另一种真实。
因为高昂的治疗费用，妈妈为了五块停车费斤斤计较，爸爸不顾胃病兼职司机，奶奶不惜卖房为孙子治病，所有人都隐忍，牺牲着自己，整个家庭都围绕着“病人”旋转，这样的亲情深厚却也沉重。
导演韩延曾这样总结：抗癌家庭所有的情绪都会放大20%-30%，乐观就像打了鸡血，悲伤也会藏得更深，所以一旦爆发也会更加猛烈。
《小红花》中，除了两个家庭的微观视角，通过对“病友们”的群像描摹，韩延也在尝试从更大的维度去探讨“癌症”对某一社会群体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我不是药神》显然走得更远。通过对抗癌群像的现实刻画，我们既看到了草根小人物质朴却坚韧的人性闪光。抗癌药背后的种种社会议题更引起了广泛的探讨和思考。
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忌谈“死亡”，但在影像叙事中，在“生死攸关”的戏剧冲突和极致境遇下，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喜与悲都得以被放大和细看，从而迸发出喷薄的情感力量，这正是这一题材的魅力。
再加之以上提到的几部影片几乎都有真实人物和事件做“背书”，在现实题材风靡的当下，更具有强烈的人性关怀和现实关照。
冰与火
“抗癌”电影票房的两重境遇
自元旦档上映以来，《送你一朵小红花》票房已悄然突破13亿，入围影史华语片票房前40名；两年前的《我不是药神》更是拿下了31亿票房，跻身年度票房前三甲。
然而，另一边，同样聚焦抗癌家庭故事的《小伟》票房仅有区区62万；荣梓杉主演的《再见吧！少年》纵使挤入国庆档也仅有386万入账。
面对票房冷遇，《小伟》导演黄梓选择在微博送出100张电影票，自掏腰包只为“让大家迈向影院的路更近一些。”
聚焦家庭与情感关系，以温暖、治愈或励志为主题的“抗癌”题材电影天生并不具有很强的商业类型片属性。《我不是药神》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成功都有一定的“不可复制性”。
《我不是药神》以抗癌群体为切口，指向的是法理、利益与生命等具有“普世性”的议题，影片中的故事大多取材自真实事件，更让其充满了现实关照，也成功引发了跨圈层的广泛共振。
同时，影片杂糅了很多类型片元素，如喜剧、犯罪等，在商业与艺术，戏剧与现实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在徐峥、宁浩等明星效应、过硬的口碑品质以及社会议题发酵的多重加持下，《我不是药神》才得以成为年度爆款。
《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成功路径也有相似之处。正如韩延自己对创作思路的总结：“先让观众共情，再让他们思考。”
《小红花》正是凭借饱满的生活细节和细腻真实的情感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再加之易烊千玺的“流量”效应和较高的影片完成度，借着元旦档的东风，成功实现了突围。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在分析《小红花》票房成功的原因时，称其为“大众化的文艺片”，并将此类“文艺片”的破圈要素归结为以下几点：题材极致、艺术表达准确、视听语言现代、与观众有情感共鸣点、有限而必要的商业元素的配置以及对市场规律的有节制的“妥协”。
诚然，《小伟》《再见吧！少年》等影片在阵容、成本、体量和宣发投入上与《我不是药神》《送你一朵小红花》等并不在同一量级，仅以票房论英雄难免有失公允。
从口碑来看，以上提到的“抗癌”题材影片评分均超过7分。虽然风格不同、故事有别，但可喜的是，这些影片都没有落入以“绝症”或“生离死别”煽情的烂俗套落，而是能扎根现实，以真实动人，以真情感人。
从这一角度，它们便都值得一朵属于自己的“小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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