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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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祖咏有著名的《终南望余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据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这首诗本是祖咏的应试诗。唐朝的科举试诗赋，规定需做五言六韵，两句一韵，六韵就是十二句，而祖咏只写了两韵四句便交了卷，于是“主者少之”，主考官认为他写得太少，欲判他不及格。祖咏回答了两个字“意尽”。

古人写诗贵言少意足，我想祖咏想说的是，写诗讲究“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香菱说：“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得真有趣！”黛玉却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林黛玉为什么不喜这两句，我想无非是因为言固工巧，意则寡淡。前一句“重帘不卷留香久”，还有点意思；后一句“古砚微凹聚墨多”，就像是为与前一句“对偶亲切”生造出来的。

以上是就诗而言。然诗、文之道互通。文章以语言文字表达，相对于人类情思的丰富与复杂，难免显出苍白。中国古人对此早有清醒认知。陆机《文赋》有“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感叹；刘勰《文心雕龙》的“神思篇”则说：“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古人的办法是“藏拙”，不务“多言”，追求余韵、余响、余味。明代归有光《项脊轩志》结末：“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人事代谢，生死异途，沧桑之感，尽在不言中矣。

到得现代，大学问家胡适追求的是“言无不尽”。他曾写过《三论信心与反省》，讲了一个笑话，讽刺一般人总是高谈民族的固有文化，不肯承认自己的短处，立意是好的：

甲乙两人同坐，甲摸着身上一个虱子，有点难为情，把它抛在地上，说：“我还以为是个虱子，原来不是的。”乙偏不识窍，弯身下去，把虱子拾起来，说：“我还以为不是个虱子，原来是个虱子！”

似乎是照顾读者，怕人不知道笑点在哪里；然安知这种苦心不是对读者的冒犯？与胡适同时的鲁迅却不同。如果说胡适是“言无不尽”派，则鲁迅显然属于“有余不尽”派。同样的笑话，鲁迅想必就会这么讲：

甲乙两人同坐，甲摸着身上一个虱子，有点难为情，把它抛在地上，说：“我还以为是个虱子。”乙偏不识窍，弯身下去，把虱子拾起来，说：“我还以为不是个虱子！”

在文章之道上，我选择跟鲁迅站在一边。